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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思考
[来源:区法院 | 作者:袁小菊 叶青 | 日期:2017年12月6日 | 浏览8626 次] 字体:[ ]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2016年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第十条明确了:完善庭前会议程序,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健全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听取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的意见。该条规定既是对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是实现集中审理、促进庭审实质化,保障审判公正、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庭前准备环节。

    刑事庭前会议,指在开庭审理前由人民法院召集公诉人、当事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与审判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属于为开庭审判程序所作的预备性程序。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为了实现庭前准备程序的价值并兼顾司法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将庭前准备程序从单纯的召集开庭活动,转变为以解决庭审前程序性问题为主的预备性程序①。此次修改对于提高庭审效率,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此次修改增设后,在司法实践中也暴露了问题:庭前会议制度适用范围局限,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解决回避、管辖权异议等对庭前准备的实质性问题,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问题等未做出实质性的决定,并未凸显出庭审迅速、集中审理原则,因此庭前会议对于保障迅速、集中审理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庭前会议制度, 明确了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健全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听取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的意见。

    作为一项新的制度,虽然在刑事审判中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刑诉法以及司法解释规定的过于笼统,具体到审判活动中,庭前会议何种形式开展、哪些主体可以启动、审查的范围和是否产生法律效果在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也显现出不少问题,从而阻碍了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在审判实践以及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应当体现的独特作用和价值。从目前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运行来看,面临这些问题:

    一、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比率不高。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运行以来,各级法院均发文推进该制度,但是具体到司法实践中,法官们虽对于庭前会议报以极高期许和评价,但是案多人少,办案任务重,在司法实践中,除因庭审直播或者观摩等特殊情况下会对于一些案情复杂 ,尤其是证据材料较为庞杂的案件,召开庭前会议,而更多的案件则是选择直接开庭审理。以笔者所在的南郑法院为例,受理的刑事案件一部分是相对简单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2017年以来,召开了庭前会议的案件只有一件,使用率不足0.6%,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确定了出庭证人名单,还对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对全案的证据进行固定,极大地缩短了庭审时间,提高了审判效率,但是并没有在更多的案件中予以适用。在刑诉法修改以前,该院对于这类案情复杂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已经有过通过庭前的准备程序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对证据进行固定的先例,刑诉法修改至今,庭前会议在审判实践中地适用率仍然很低,究其原因,客观方面由于单一的由法院依职权启动模式,控辩双方对庭前会议缺乏积极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庭前会议消极应对,更倾向于在正式庭审中提出自己的意见,一些辩护律师因为代理案件较多,认为庭审前再参加一次庭前会议,浪费时间。而主观方面,法官办案任务重,时间紧迫,加上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则的不完善,审判人员为避免出现程序瑕疵而选择不召开庭前会议。

    二、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庭前会议价值难以凸显。庭前会议制度的主要功能是整理控辩之间的争点,而不是解决控辩之间的争议。只有控辩双方充分的参与,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和程序问题交换看法,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所提供的情况,事先筛选和整理控辩双方证据或观点,在庭审时能准确地把握案件信息,抓住案件争议焦点,有效开展庭审活动。目前庭前会议面临的一大困境为,刑事诉讼法及解释对庭前会议范围规定模糊,审查范围具体到哪一步?程序性事项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把握不越位、因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不一,甚至出现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进行质证、辩论,导致“庭前会议实质审,开庭审理走过场”。而另一大困境就是,庭前会议“开而不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庭前会议制度作为细致规定。《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十条虽将庭前会议制度进行了完善,但也仅限于适用范围,而对健全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也只是“听取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的意见”。刑事诉讼法增加该制度的立法本意应当是解决与审判相关的程序性问题,而法规赋予庭前会议的效力仅仅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并不能产生实质性法律效果。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以简化提审等相关流程,法官往往会选择只通知辩护人到场,而辩护人基于对庭前会议的局限性可能会怠于在庭前会议上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异议发表意见,而保留到开庭审理时再提出,这样一来控辩双方信息交流的的目的就没有达到,这就不利于承办法官事先筛选和整理控辩双方证据或观点,归纳案件争议焦点,有效开展庭审活动,庭前会议制度提高审判效率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而即使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达成的某些合意,因缺乏法律约束力,比如对出庭证人名单达成一致意见后,在开庭审理时辩方突然拒绝该证人出庭作证,导致庭审中断,拖延。因为庭前会议效力的局限性,法院不能在庭前会议中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仅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定、决定,对庭前会议达成的共识不具有法律效力。②仅依靠“庭前会议笔录”,无法对双方产生相应的效力约束,使庭前会议本身变得走过场、形式化,徒增诉讼成本。

    三、对待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问题做法不一。目前法规明确的仅仅是听取对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意见,由于对“审判人员可以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中的“情况”和“意见”,没有明确界定,从法律规定来看,被告人可以在庭前会议上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公诉人是否应当场予以说明、解释,立法没有明确,目前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参考。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审判人员通过询问控辩双方,了解在正式开庭之前是否存在可能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辩护方在庭前会议上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明确申请,公诉方进行举证说明,并由审判人员作出是否排除的决定。从刑诉法及解释来看,庭前会议并不是提供救济或解决争议的场所,司法解释也只是概括的规定了“审判人员可以就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无异议的,庭审举证、质证可以简化。”立法并未赋予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的“裁判权”,因此双方的任何程序申请与争议也就不能得到司法应答③。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质是强调“审判阶段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中心地位”④。庭前会制度的立法本意就是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庭审实质化,因此多元化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应当包含对程序的控制以及对实体的准备,一是集中解决程序性问题,包括1.是否对案件管辖权异议,2.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3.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二是控辩双方出示证据、发表意见,通过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包括1.确定拟出庭证人名单,2.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3.是否申请调取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三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

通过以上问题及成因分析,如何完善庭前会议制度更好的服务庭审,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标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仅代表个人观点,不足之处请加以指正:

    一要明确控辩双方提出启动庭前会议的权利。学界对庭前会议由谁来启动的讨论颇多,但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进程中,首要坚持以审为中心,庭前会议作为一个独立的预备性程序,应当由审判人员启动。但同时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平衡,体现公平正义,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启动庭前会议的建议权,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启动庭前会议的申请。目前国外庭前会议的启动有诉权启动和职权启动两种方式,既可依控辩双方中一方的申请并由法院决定启动,也可由法院直接依职权启动⑤。所以应当赋予控辩双方对启动庭前会议的建议权、申请权。而人民法院既可以依职权启动,亦可以对控辩双方的建议、申请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二要明确庭前会议所达成合意的约束力。现行诉讼法及解释明确了庭前会议讨论的结果可以对庭审程序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对程序性事项的重复处理,拖延庭审时间,对于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提出争议,并最终达成一致的程序性事项,如管辖、回避、是否公开审理、延期审理、出庭证人、鉴定人名单、提交新证据、申请证据调取等,应赋予审判人员予以确认的权利,由书记员记录在庭前会议笔录中,经控辩双方核对后签字确认,且一经确认既具有法律效力,在庭审中非因法定事由或有新的事实及证据的情况下不得推翻庭前会议确认的内容。

    三要体现出对非法证据的过滤功能。从审判实践中看,大部分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是因为过于庞杂的证据或可能存在非法证据。可见刑事庭前会议过滤证据的功能尤为明显。上文中已论述过,庭前会议是服务于庭审的预备性程序,为的是保障庭审的公正与效率,因此要避免审判人员对实体的审理,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提出异议,从而整理庭审的审查重点和争议焦点。有学者提出庭前会议是“把程序性争议(如关于证据的可采性等)尽可能的解决在开庭之前,使正式庭审集中于与犯罪事实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上”⑥。所以庭前会议的范围不能包括对证据的认证和对案件事实的审查,应当突出庭前会议对证据过滤以及固定的功能。结合本院召开庭前会议的实践,总结认为庭前会议中审判人员通过对控辩双方的询问,从而归纳出哪些证据双方无异议,哪些证据存在异议,哪些证据辩方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经控辩双方确认后,记录在案,在庭审中可以就无异议的证据仅宣布证据名称,重点对有异议的证据进行质证、调查核实。对于辩方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应当区别对待,有条件的进行排除。如已经证实确属非法证据,应当在庭前会议中予以排除,如公诉人提交了证明证据合法性的材料且辩方也无异议的,可以再庭前会议上作出不与排除的决定。如在庭前会议中发现证据合法性存在的争议较大,或出现刑诉法规定的由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情形,应将控辩双方的意见记录在笔录中,在正式庭审中决定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这一问题目前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争议,有坚持非法证据应当排除在庭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本身属于对证据能力(即证据资格以及证据可采性)的解决,一个不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不应当出现在庭审⑦,因此对待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应当在庭前达成共识,且有效约束控辩双方,不得在庭审中重新提起或者反悔,避免造成正式庭审的中断,影响法官心证过程⑧。但是也有学者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还涉及控辩双方的实体权利,未经庭审不宜对存在争议的非法证据作出裁判⑨。所以应当制定出台《庭前会议实施细则》,对庭前会议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情况作出详细规定。

    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目标,任重而道远,在审判实践中不仅要求我们厘清庭前会议乃庭审的预备性程序的意义,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命题下,更要求我们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程序的有效衔接,进而提高审判效率、促进庭审实质化,推进我国刑事审判中心制度的构建。

    参考文献:

① 参见张军、江必新主编《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② 参见江必新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③ 参见张军、江必新主编《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④ 参见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中州学刊,2015

⑤ 参见刘根、习剑平.南昌大学学报,20168月,第47卷第4期。

⑥ 孙长永.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出现的问题评析,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⑦ 参见闵春雷、贾志强.庭前会议制度适用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13年第6期。

⑧ 参见汪海燕.庭前会议功能探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原文为“法官心证过程受到非法证据侵袭与纠缠,难守客观中立”,此处略改动)

⑨ 参见郭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人民检察,2016年第5期。

供稿:陕西省南郑法院 袁小菊  叶青  0916551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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